xucou 对于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学界存在三种意见。
当然，它们永远都不可能通过这种有效性考察。过去的100年间，法理学之所以随波逐流，就是因为它没有给自己找到这么一个立足点。
当然，这里已经涉及好几个概念了：中国人、文明、秩序。其实，法理学的意识形态也是跟法律移植的浪潮相匹配的：晚清基本上是法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到20世纪中期就是法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的立法群体和法律研究群体都是把法律当做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来使用的。所以，法理学要对这样的状态承担责任。包括当代中国，打一个比方最近十年以来叫维稳也好，和平也好，江平先生也说了法治的倒退，这种法律的倒退是移植法律的结果还是中国社会甚至包括内部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方面作为观念所存在的东西，它和历史的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中国传统法律与现实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距离。现代实证主义学说也是从现代自然法学说中发展而来的。[13] 俞可：《基于学术自由的大学自治》，载《上海教育》2010年第4期，第41页。
这些规定，都是合乎前述的学术自由组织保障的标准的。但是，洪堡并不把教学作为大学的唯一职能，而是将科学（Wissenschaft）研究的职能也作为其基本的职能， [11]要求学者们在深邃的知识传统中，仅以学术本身为目标，进行纯粹的研究。[15] BVerfGE 35, 79(109).[16]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板，第13页。（3）对于其他的一些事务，则应考察其学术相关性而加以区别对待。
3.对于大学教师和学术人员的相关人事事宜的建议。同时，科学研究愈加专门化。
[17] 参见胡仁东：《我国大学组织内部机构生成机制研究》，第21页。比如，由于需要聚合大量人员进行研究，大学中出现了许多并非教授和学术人员的辅助人员，例如设备器材的维护、图书馆的建设等等，都需要专门人员负责，而这些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授，他们的核心利益也不是学术自由。[40] 2011年11月28日，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按照教育部新闻通气会的说法，高等学校章程不仅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管理，实现依法治校的必要条件，也是明确高等学校内外部权利义务关系，促进高校完善治理结构、科学发展，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4] 参见冒荣：《远去的彼岸星空——德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载《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第8-19页。
享有学术自由的人，必须能够参与有权决定分配资金的组织，如果他们不能参与相关的组织，就无法保证获得学术活动所必须的资金和其他条件，从而学术自由也就无法实现了。于杨：《现代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即使立法者认为也应该给学生一定的参与权，也主要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事务也可能对教学产生影响。应该说，施米特勉强区分基本权利和制度性保障，只是魏玛宪法的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理论形态。
而其最主要者，乃是大学教授的自由。[33]然而，此种抽象的要求毕竟是难以操作的，因此联邦宪法法院也在诸多层面上尝试对这一客观价值秩序进行具体化，比如在堕胎判决中发展出保护义务理论， [34]在大学组织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的新发展就是所谓基本权利的组织保障，也就是要求国家通过包括组织措施在内的手段去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
要理解学术自由的组织保障的内在理路，就有必要对其与德国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以及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学说的关联予以考察。肖泽晟：《我国大学章程制定之难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法治论丛）》2011年第6期，第79-84页，等。
（4）其他人员（非从事学工作的人员）。也就是说，在此给付行政的过程中，大学中的不同成员应该都能有组织上的途径参与进去。大学的学术研究功能与教育、训练功能相互交织，不应该把大学看做是纯粹学术性组织。进入专题： 学术自由 组织保障 。[7]其推论是从根本上讲，教育只应该造就人，不要考虑确定的，给予人们的公民形式，因此，它不需要国家。但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1.学术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协调虽然学术自由如此重要并科以立法者如此重大的义务，但立法者在决定大学的组织模式时，却不能只考虑学术自由，还应该看到大学在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功能。
关键词: 学术自由/基本权利的组织保障/客观价值秩序/大学组织/大学共治在传统上，学术自由的意旨主要在于排除来自外部的公权力侵害， [1]大学的内部事务并不为学术自由的传统法理所关注。[32]按照这一理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项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指导原则，基本权利构成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构成国家机关一切行为的准则，国家应该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实质性的前提条件。
这其中，有些是取得了教授资格的可以独立从事教学科研的人，而有些则只是受其指示而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有些是长期对整个学科负责的人，而有些只是短期地或者只是从事辅助和补充性教学工作（比如复习课）的人。传统大学仅以智识追求和个人精神伦理修养为目标的培养，难以满足这些学生获得职业培训、获得专业人士的标签以谋取生存和社会地位的需求。
德国传统的大学可以称为讲座制教授的大学。一个学术组织的特定构成方式，会预先地影响其决策的结果。
而且，不同于学生和其他人员（包括学术和非学术人员），他们是大学中最具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人员，因而也是受到大学组织的决策影响最多的人员。但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objektiveWertordnung），而其作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而对所有法领域发生效力。学生数量的增加，必然带来相关教学辅助人员和助教的增加，而其对职业培训的需求，也使得大学里出现一些并不以纯粹学术研究为目标的其他类型的教师和专业人员。[6] [德]威廉?冯?洪堡：《国家的作用》，林荣远 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我国正在进行大学治理模式的改革，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而进行的大学内部机制改革是当前的重点所在。[18]也就是说，获得职业培训乃是学生依据宪法所享有的职业自由的当然内容，这使得大学法制的建构不能再将学术自由作为唯一关注的基本权利。
（Vgl. Hans D. Jarass, Grundrecht als Wertenscheidung bzw. Objektiverechtliche Prinzipie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richts, A?R20/1985.S.385ff.）这些基本权利包括：（1）言论自由，在1966年的明镜周刊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就认为：新闻媒体必须属于社会而非国家，应当以私法的组织形态来运作，彼此竞争，公权力原则上不应介入。当今的大学，优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教育出大量的专业人才，以符合职场之需求。
同时，大学的内部组织设置问题属于组织规范的范畴，并非学术自由这一基本权利规范的适用领域。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在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使用了一个概念来描述这种改变：合作的强制（der Zwang zur Kooperation）， [15]也就是学术活动必须通过大学中各种成员的合作方能展开，纯粹个人的孤立的学术活动已非常态，相互合作成为学术研究的工作原则。[6]因此公共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最多样化地培养教育人，使每个人成为他所应该成为的人，因此必须处处对人推行最自由的、尽可能少针对公民情况的教育。在这方面，除大学教师外，其他学术人员当然不能被排除在外，但非学术人员则没有参与权。[26]也就是，立法者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大学组织的模式，只要能保证学术自由的实现即可。
[4]特别是威廉·冯·洪堡，他将学术自由的精神贯彻于大学，开启了近代大学发展之路，他创立柏林大学（现柏林洪堡大学）不仅被认为是决定德国命运的成就， [5]更被认为是确立大学理念的最重要的奠基石，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大部分的学生也并不符合参与学术活动的标准，虽然其在学术活动中可能有一些贡献。
具体到大学的理念，洪堡认为大学应该是在紧密结合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追求纯粹知识的共同体。近代以来教授治校的组织模式，充分保障了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但在现代大学的功能嬗变与人员多元的背景下有调整的必要
注释:本项研究得到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支持，项目编号11YJC820170。[15] BVerfGE 35, 79(109).[16]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板，第13页。
